马查多·德·阿西斯：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文学巨匠

马查多·德阿西斯

马查多·德·阿西斯是19世纪巴西现实主义的杰出。。，是文坛公认的最杰出的巴西作家之一。他的创作历程横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成为巴西文学转型时期的重要见证。他20世纪70年代的作品《复苏》《午夜故事》《手和手套》《埃琳娜》等，仍然主要讲述传奇而感伤的爱情故事，遵循浪漫主义的创作原则。1881年小说《布拉斯·库巴斯德的死后回忆录》的出版，标志着马查多思想观念的重大转折，他否定了浪漫主义对社会现象的盲目认同，开始对社会进行揭露和批判。《沉默先生》发表于1899年，是马查多从浪漫主义文学向现实主义文学的过渡作品。 它不仅延续了早期批判资产阶级虚伪的现实主义传统，而且通过对心理分析艺术手法的出色运用，开创了巴西小说心理分析的先河。马查多通过对人物精神的洞察和对叙事技巧的把握，彻底摆脱了早期浪漫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创作出了一个看似无比真实却充满谎言和欺骗的故事。

《沉默先生》全书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手法，通过“我”——主人公本托的视角将所有信息传达给读者。本托的别名是唐·卡斯穆罗，意为“沉默先生”。他是一个自我陶醉的非典型男人：矛盾、谨慎、平庸无能、没有真正的想法、无法传达准确的想法。从本质上讲，本托是一个无法取得读者信任的叙述者，他无法真实地叙述自己亲身经历的人和事，他所记录的一切都是经过主观加工甚至是虚构的。《沉默先生》的核心情节围绕着本托的怀疑，也就是他对妻子卡皮托的怀疑展开，因为妻子卡皮托生了一个儿子，长得和好朋友埃斯科瓦尔十分相像。本托于是怀疑自己的好朋友和卡皮托之间有暧昧关系。 随着时间流逝，家庭破裂，卡皮托带着孩子远赴欧洲，后在异国他乡去世；他的儿子也在旅行中去世；本托独自度过了凄凉的晚年，写下这本书作为对自己人生经历，特别是情感经历的回忆。

叙述者的不可靠性给读者了解一个真实的卡皮杜造成了巨大的障碍。然而，第一人称男性视角的叙述声音虽然阻碍了女性表达自己作为女性的声音，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女性形成了文本的叙述权威。在利用本托视角叙述的同时，阿西斯巧妙地将卡皮杜的行为和独特的女性意识形态渗透到小说中，确立了属于女性的文本叙述权威。因此，小说虽然采用了男性叙述视角，使读者与卡皮杜保持了距离，但却用内视角的方法让读者深入卡皮杜的内心，从而引发读者对卡皮杜的理解和同情——最终，我们不仅不会谴责女主角，反而会确认人物行为的合理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故事的。。并不在叙述者的话语中，而是在卡皮托的言行中。通过这种方式，阿西斯将。。的解读权还给了读者。卡皮托凭借其强大的行动力和智力优势，超越了软弱的叙述者，获得了整本书的话语权，为自己做了无形的“辩护”。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卡皮托就是一个越轨、叛逆的女性形象，她在许多方面越轨了19世纪男权社会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为自己赢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但她的越轨行为仅仅是女性自我意识的体现，并不指向剧情出轨的必然性。相反，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影射和指责卡皮托的性越轨行为，本托完成了男权社会对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报复。 由此可见，19世纪巴西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与思想观念，至今仍是维护性别秩序的话语体系。

卡皮托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和叛逆色彩，在青少年时期她就已经展现出智力上的优秀和强烈的自我意识。除了先天的智力优势外，出生后所接受的教育和知识也是卡皮托日后叛逆和越轨的深层原因。主观理性和自我实现意识促使卡皮托积极追求内在的提升，同时，客观原因又迫使卡皮托不可避免地越过传统的伦理规范，努力跳出自己的社会阶层。作为一名普通家庭出身的女性，卡皮托的生活条件并不乐观，而本托则属于中上阶层，拥有可观的财产。这种巨大的阶层身份差异也构成了她和本托结合的障碍。卡皮托意识到了自己作为女孩的处境，并产生了改变经济地位的愿望。但在19世纪的巴西，现实的物质世界把婚姻变成了女性的竞技场。失去了婚姻，就失去了整个人生。 此外，经济个人主义的盛行改变了既有的婚姻模式，使得出来谋生的女性的婚姻问题日益面临危机。她们的未来越来越取决于能否拥有一份好的婚姻，而寻找一个好的丈夫对她们来说越来越困难。卡皮杜的家庭条件决定了她无法得到可观的嫁妆，而自身生存欲望的实现又必然使得卡皮杜超越传统的伦理和宗教规范。

客观的外部环境只是促使卡皮杜越轨的原因之一，她的理性、独立、自私也是重要原因，卡皮杜的越轨是女性自我意识与男权体系碰撞的必然结果。

卡皮杜的越轨是心理和行动上的双重越轨。她不仅在精神上成为本托不可或缺的情感支柱和人生导师，在现实中也毫不吝啬地为本托出谋划策，某种意义上促进了本托这个缺乏谋略和行动力的男性的成长。本托的弱男形象为卡皮杜提供了超越男权体系的绝佳出口。无论是出于爱情，还是利益的平衡，卡皮杜和本托之间的关系注定是不平衡的。卡皮杜在心理上永远占据主导地位，处于永恒的越轨状态。

卡皮杜内心强大的女性特质，更多的体现在她处理现实事务的能力上。卡皮杜善于观察人的言行举止，深谙世事，表现出惊人的行动力和内驱力。她处理问题的能力与本托的懦弱无能形成鲜明对比。本托在梳理卡皮杜的头发时，被卡皮杜的母亲撞见，但卡皮杜“摇头大笑，没有丝毫的慌张，没有丝毫的羞涩，笑得很自然、很爽朗”，巧妙化解了尴尬：“于是，我们被她母亲抓住了。我们也成了两个完全相反的人。她用言语掩盖，我用沉默表露。”卡皮杜的过度成熟催化了本托的成长，她打开了本托作为男人的自我认知。​​本托在亲吻卡皮杜后，不断重复：“我是一个男人。” 结果，卡皮杜彻底瓦解了本托的男性权威。波伏娃指出了成长中女性的困境：“她在欲望与厌恶、希望与恐惧之间摇摆不定，仍然悬置在童年独立的时刻和女性顺从的时刻之间。”卡皮托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回应了她的处境。她“还能够从‘小母亲’的处境中汲取一种权威感，这种权威感使她反抗男性的束缚：她准备建立母权制，而不是成为情欲的对象和仆人。”

正在步入现代社会的巴西普遍存在的婚姻危机，促使卡皮托想尽一切办法寻找一个好的归宿。对她来说，爱情不是婚姻的必需品，但婚姻是女性获得生存空间的必要条件。当本托去神学院试图向她许下婚誓时，她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应，只是含糊地告诉本托，他们应该分开结婚。这种对待爱情和婚姻的态度超越了婚姻的传统道德价值观，体现了卡皮托的精明和一贯的自私。

尽管如此，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依然是维护性别秩序的话语体系，女性的社会地位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长期不平等关系所带来的不安全感和压抑感，终于导致本托和卡皮托的婚姻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

卡皮托聪明而敏锐，她确定了自己的信仰和人生，追求自己目标的实现，只是在心理和行动上逾越了传统的父权话语体系，但她的行为仍然符合既有的道德规范。在男性思维中，逻辑往往是。。的，是一种狡猾的压迫形式。这也是本托对抗卡皮托逾越行为带来的不安的一种方式。通过捏造和指控卡皮托的性逾越，本托完成了对卡皮托自我追求的否定，这也让他的一生真正地像奥赛罗一样充满悲剧色彩。

《沉默先生》中的女性越轨充分体现了巴西现代社会的社会文化发展，描写了卡皮多作为新女性对自我实现和个性解放的渴望。卡皮多试图通过越轨寻找出路，打破传统的枷锁，挑战19世纪女性生活模式。然而，本托并没有纵容妻子对自我的追求：父权话语体系与女性个体的意识形态在当时社会是不相容的，卡皮多打破了既定的社会契约，她的思想和行为默默地越轨了男权社会的规范。这场家庭悲剧预示着19世纪男性需要适应女性觉醒的新形势，呼吁读者深入思考悲剧发生的根源。